西安卧龙寺
全国佛寺以“卧龙”名寺者夥（huǒ）矣，而西安卧龙寺最称悠久，夙以名刹卓立于佛教丛林之中，晚近尤以康有为所演“圣人盗经”和其主持朗照大德“文革”罹难而轰动一时。其创始时间，有说隋朝者，有说汉灵帝时者，不尽一致，而其寺名之来，清代以降亦即向称两歧。一说宋太祖赵匡胤亲赐。如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《重修卧龙寺记》碑记载：
昔汉明帝梦佛入中国，悦之，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。灵帝时敕赐创修为寺，于其中讲《楞严经》，上为国家保平安之福，下为生民致安乐之庥，遂题其寺曰福应寺，而神之禋祀至此隆，人之崇奉至此多矣。厥后绵延至贞观十一年（637），重修之，有吴道子绘画观世音神像一尊，镌之于石，供之于寺，遂名曰观音禅院。又后宋太祖临其寺，寺僧与谈甚相得，后遂数至，因其僧春秋长眠，太祖改之名卧龙寺。由兹以来，神之感应何代不彰？神之礼祀何代不盛哉！
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《卧龙寺重修碑记》记载：
宋初有禅师，法名卧龙，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，机缘相契，以为先兆，遂改为卧龙寺。
民国高鹤年《名山游访记》之《陕西诸山游访略记》记载：
（光绪二十九年，1903年农历）八月初三日，进安远门即北门。五里许，柏树林陆海里卧龙寺，有吴道子画观音像，故名观音寺。宋太祖曾临此，改名卧龙寺。
民国曹弃疾、王蕻《西京要览》之《西京胜迹》记载：
卧龙寺 在柏树林。建于隋代，旧名福应禅院。唐以院内有吴道子所画观音像碑，改名观音寺。宋朝有僧名维果者，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。宋太祖尝幸此寺，与谈佛法，机缘相契，以为先兆，复更名为卧龙寺。
一说宋初太宗赵光义所赐改。如民国陈光垚《西京之现状》之《西京之名胜古迹》记载：
卧龙寺 在文庙东。创于隋代，初名福应禅院。唐以寺内有吴道子画观音像碑，改名观音寺。至宋，有僧名维果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故宋太宗又更名为卧龙寺。
民国西京筹备委员会《西京指南》之《城郊及四郊古迹名胜》记载：
卧龙寺 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。创于隋，初名福应禅院。唐改为观音寺，因寺内有吴道子画观音像碑，故名。至宋有僧名维果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宋太宗遂命改今名。
民国倪锡瑛《西京》之《西京城区胜迹志》记载：
卧龙寺 在文庙的东面。始创于隋朝，最初名叫福应禅院。唐朝时改名叫观音寺，因为当时有一位大画家吴道子曾手画观音像，刻石立碑在寺内的缘故。到宋朝初年，有一个和尚叫维果，长卧在寺内，时人都称他叫“卧龙”，因此宋太宗便更名叫卧龙寺。
民国王望《新西安》之《西安附近名胜》记载：
卧龙寺 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。汉灵帝时建，初名福应禅院。唐以寺内有吴道子所画观音像，改名观音寺。宋时有高僧名维果者，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太宗遂名为卧龙寺。
民国王斌《长安一月》记载：
卧龙寺 在文庙东北……据说寺建于汉灵帝时，又说自隋朝创始。初名福应禅院，到唐时因吴道子画了一幅观音像在那里，刻石立碑，因而又叫观音寺，宋朝初年，有一位高僧维果，长卧其中，时人都呼为“卧龙”，宋太宗因而赐名为卧龙寺。
两种说法，均涉宋初皇帝，区别仅在太祖、太宗而已。可是仔细分析，两说似都有点牵强。因为以前说而论，乍一看颇觉传奇，稍一想便生荒唐之感—封建专制社会，皇上乃“真龙天子”，龙是封建皇权之象征，通过兵变“黄袍加身”的宋太祖，怎么可能慷慨到以之赠人，而且是赠给一位出家之人呢？道光《重修卧龙寺记》的记载，纯系穿凿附会也明矣。同治《卧龙寺重修碑记》的作者，应该是看出了它的破绽，有意补缀以自圆其说，但却毕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的判断，高氏《名山游访记》和曹、王二氏的《西京要览》步其后尘，拾其牙慧，同样无助于事实的改变。所谓太祖和维果“与谈佛法，机缘相契，以为先兆”而亲改寺名云云，一看就知道是其私逞臆想的杜撰，不值一哂（shěn）。而以后说而论，太宗的皇位是怎么来的？“烛影斧声”至今仍是个疑案，他可能以龙许人吗？前说面临的问题，这里照样存在。而且不仅此也，说宋初有僧人维果长卧寺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太宗便更其寺名为“卧龙”，这故事也编得太糙了点：佛教丛林，奇异无限，偶或出现个有个性的僧人，原不是稀罕之事；卧龙寺以关辅名刹幸而有个维果这样性喜长卧的和尚，不见得就是天方夜谭。可维果谁耶？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褒贬不详，太宗位居九五之尊，竟能因此一呼而亲改寺名，衡以常理，你我自扪有这个可能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宋一代，高僧辈出，维果倘如诸家所言，备受太宗青眼，何以名不见乎各种史籍之中，《宋高僧传》中，也不一见其踪迹呢？所以，尽管此说似是对于前说的修正，甚至前说后来几为此说淹没或取代，但其蹈空虚构不足令人信服，仍是客观存在之事实。
然则这样一个说法，为何还能长期流传，至今尚有人信之不疑呢？窃意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史载其寺中曾藏有梵文的“唵”字碑一通，系该寺传戒沙门惟（维）果所立，其上有宋太宗的赞偈；其二《秦藩碑记》记载：“（卧龙）寺在隋为福应禅院，唐名观音寺，宋太宗更名卧龙。明正德十六年重修”可是关于前者，说者只想着碑上有太宗的赞偈，有维果这个和尚，却忽略了此碑为“熙宁十年（1077）八月十六日”所立，而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的年号，太宗和惟（维）果悬隔真宗（赵恒）、仁宗（赵祯）、英宗（赵曙）三朝，熙宁十年距太宗最后当朝的淳化五年（994），前后相差80多年，根本就没有交集的机会；关于后者，说者只看到“宋太宗更名卧龙”一句，却没有注意到上文还有“寺在隋为福应禅院，唐名观音寺”两句，弄懂“宋太宗”之后应属隐省一“时”字，而其意绝非是说宋太宗直接为其改名或赐名，结果就成就了现在这个局面。殊不知，清康熙《陕西通志》已说得十分清楚：
卧龙寺 在陆海坊四牌楼南。有吴道子画观音像及佛足迹碑，初以像名观音寺。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故名。
意即此寺之所以冠名“卧龙”，盖以其寺宋时有僧人维果以惯于长卧而被人呼以“卧龙”，寺名亦因之而发生了改变。可见此事说千道万，其实与宋太宗本人和太宗时期，均无瓜葛。因为太宗本人也许来过该寺，也许给该寺写过赞偈，但他既与维果和尚不会有所交集，自然与此寺之得名“卧龙”，也无必然的联系；大家众口一词，都说寺名是因寺僧维果而来，但维果却是熙宁僧人，并非宋初之人，此寺之得名自然也不会在太宗时期。道理不难理解，“豇豆一行，茄子一行”，谁都明白这根本就黏（音rán）不到一起。因此，说此寺在宋代因为维果和尚而得名卧龙，这或许是个事实，但是若说宋太宗时因为维果和尚而得名卧龙，则显然有违情理，说宋太宗亲自为其改名或赐名，更是不可理喻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在清初原本简单清楚的问题，后来竟变得复杂而扑朔迷离起来。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，就是嘉庆《咸宁县志》在载记此寺的时候，既载了康熙《陕西通志》的说法，又载了《秦藩碑记》的说法，使其两说并存，而民国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仍然坚持“至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宋太宗更名卧龙寺”的观点（志卷一百三十一《古迹一》），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却一字不涉其寺名之来历，有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。因为志犹史也，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，本文上引各家各书的诸种说法，究其根本，都是直接发端于此，或者从这里导引出来的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在“众人皆醉”的情况下，民国《西京指南》的作者王荫樵先生，兀自能保持一份罕见的清醒，在书中留下“卧龙寺在县治东南开通巷西口内。汉灵帝时创建。内有宋刻大藏经全部，及石刻吴道子画观音像及佛足迹碑。初以像名观音寺，缘宋时有高僧维果者长卧其中，人以“卧龙”呼之，“故名”这样的记述，实在难能而可贵，相比之下，新编《明清西安词典》和《碑林区志》记载此寺时，一个写作“太宗时高僧惟果为该寺住持，终日长卧，人称卧龙和尚，因而定名卧龙寺”，一个写作“太宗时高僧维果为该寺主持，终日静卧寺中，人称‘卧龙禅人’，因而更名卧龙寺”，依然因袭此不经之旧说而不自知其谬，反倒让人倍觉气短，不禁怅然瞠目而不知所云。
2014年10月29日于介然斋
附记：客岁撰著此文，自信真理在握，所断不谬，但是对此问题之究心，却未敢以时光流逝而稍懈。何正璜先生，原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，文物专家也，1940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唯一女性成员也。其《西北考察日记》，有两处提及其伉俪（其丈夫即考察团长王子云先生）当年造访斯寺所得。一次在1941年1月19日，记曰：“文庙之东，有卧龙寺。建于隋初，名福应禅院。至唐改名观音寺，因寺内有吴道子所绘观音碑故。至宋有僧维果，日卧其中，人以卧龙呼之，宋太宗因更其名为卧龙寺。”与拙文所示第二种说法，略无出入。一次在1941年1月27日，记曰：“抵卧龙寺，入后殿见一碑，知此寺创自汉灵帝。宋太祖微时尝寓宿，视其额曰‘卧龙’，以为吉征，践祚后特别修建。”又似与文中所提道光、同治二碑，不无渊源。其将斯寺太祖的关系，确定为“太祖微时”，“微时”二字，堪称对道光、同治两碑“又后宋太祖临其寺，寺僧与谈甚相得，后遂数至，因其僧春秋长眠，太祖改之名卧龙寺”和“宋初有禅师，法名卧龙，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，机缘相契，以为先兆，遂改为卧龙寺”两处文字，最切肯綮的解读，颇足以点醒迷茫中人。原来，斯寺的得名，可能真的不在宋时，其时宋朝尚未成立；斯寺的得名，可能真的与宋太祖有关，但彼时太祖尚在“微时”，也就是说，还没有当皇帝，还在争取当皇帝的路上。所谓宋时，所谓宋太宗和宋代维果和尚云云，都显然只是无从稽考的游谈附会而已。因为，不管其到底是原来的寺僧法名“卧龙”或人称“卧龙”，还是太祖“尝寓宿”于此或如《日记》所说斯寺的门额原来就颜以“卧龙”，总之在潜未登基之前的太祖看来，于他都是吉兆，而其心中真正的“卧龙”，则显然只是他自己；同时，也只有将时间锁定在这个时候，一切才都说得过去，不至于扞格不通。所以，原文我所持“卧龙寺之得名不在宋初，亦与皇帝无涉”的观点，原则上并无不妥，只是当时面对诸种歧说，心中有疑而剖判乏术，惭未如先生一样深得要领，一语破的，绕来绕去，未免显得繁复了点。
2015年11月16日于介然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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